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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甲欠乙债，乙不顾甲经济拮据、暂无偿付能力的事实，专门选择春节这一天，纠集一群人到甲的家里静坐，既不四处窥视，也不采取任何暴力行动，仅是赖着不走，搅得甲一家人过不好节。
情势变更制度出现在我国的司法解释中时间不长，甚至可以视为是被现实倒逼出来的解释规则。其中，因第一类事由而致情势变更案件为37件，占四年来全部情势变更案件的51%，值得注意的是因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的争议占到17件。
[26] 在大陆法体系中，法院可在发生情势变更时，依当事人的请求而变更合同的内容。德国民法对于此种情形的表述更为精确，还同时对相对人有主观善意的要求：已成为合同基础的情势在合同订立后发生了重大变更，而假使双方当事人预见到这一变更就不会订立合同或会以不同的内容订立合同。[12]参见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洛民终字第934号民事判决书。此时的合同不履行即为违约行为，而是否可归责于一方当事人乃是应当由不可抗力条款进行规制的范畴，与合同的效力并无关联。被背弃的合同会使得诚信尽失，就算此时强迫一方继续履行也会违反合同法上的止损义务。
情势变更对原合同的效力，是否应适用二次效力理论，采取可变则变，无法变则解除的方式？合同必须严守原则固然重要，但对于已经确认发生的情势变更已经使得合同原有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此时再回溯到合同的拘束力层面确无必要。2016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出一项《关于依法妥善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通知》，其中特别提及关于受限贷、限购、禁购等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而无法继续履行的合同应当由人民法院结合实际情况准予变更或解除。日本1946年宪法第31条规定：任何人非依法律所定程序，不得剥夺其生命或自由，或科以其他刑罚。
另一方面，虽然法益包括个人法益、社会法益与国家法益（公法益），但是，社会不是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实体，而是个人的利益与行为的各种过程与作用的总和，终究是由个人的利益与行动支撑的，因而并不存在超越个人的社会利益与价值。[71] （三）责任主义 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消极的责任主义）是近代刑法的一个基本原理。如前所述，宪法第38条前段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即国家必须尊重个人。[29]但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干涉仅符合刑法还不够，而是必须符合宪法。
[116][英]边沁：《立法理论》，李贵方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反过来说，如果认识到责任主义是宪法原则，[7]就不能承认严格责任的犯罪。
所以，不难看出，从人民主权原则可以推导出罪刑法原则。[56]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刑事立法合宪性的审查工作虽然借助于比例原则的三个内容，但是，它从未通过一种有拘束力的方式提出过这个问题，即立法机关追求的目标本身也需要宪法上的正当化。[13]德国学者Roxin认为，法益是指对个人的自由发展、基本权利的实现以及基于这两个目标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运作不可缺少的现实存在或目的设定。[8]采取这两种模式的学者都赞成责任主义，都认为实行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是责任主义的基本要求，也都认为原因自由行为具有可罚性。
例如，《德国基本法》并没有明文规定比例原则，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与学者们从基本法中的法治国原理、尊重基本权的普遍性要求中，肯定比例原则是宪法原则。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81][法]保罗·利科：《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佘碧平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83页。例如，内藤谦教授指出，现代刑法中的责任主义原则，是将所有的人作为自由且平等的法的主体来看待的。
[51]其次，就刑事立法而言，也不得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例如，不得将不值得刑罚处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不得制定不明确的刑法条文，不得规定适用不利于行为人的事后法。但是，国民对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具有预测可能性的前提是事先有成文法的规定，这便是法律主义（或成文法主义）。
所以，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这一要素就是同时针对第（1）、（2）种情形而言。国家是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机构，也不存在自身的利益。
[67]换言之，国家只不过是为了国民而存在的机构，是为了增进国民的福利才存在的。换言之，罪刑法定主义是宪法原则，几乎得到了公认。一方面，如果从人的尊严的角度来说，并不是只有侮辱、诽谤与诬告陷害侵犯了人的尊严，第49条规定的虐待老人、妇女与儿童的行为，同样也是对人的尊严的侵犯。退一步而言，即使刑法做出了例外规定，也要基于责任主义这一宪法原则，宣布例外规定违反宪法，因而不能采取例外模式。[102] （一）空白刑法是否违宪？ 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成文的刑罚法规（罚则）一般都由立法机关制定，行政机关的政令或者其他命令不能制定刑罚罚则，但有的国家宪法规定，当法律委任政令制定罚则时，政令可以在委任的范围内制定罚则。反过来说，应当认为第38条前段与后段规定了两个不同的意思，相当于两个不同法条。
需要讨论的是第（二）项内容（以下简称言论自由）是否违宪的问题。对于国民的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祉，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给予最大的尊重。
这种表达诉求的行为，对政府并没有什么害处，相反使政府了解了公民的需求与愿望。[110]退一步说，即使存在需要终身关押的情形，可以减刑、假释的无期徒刑就足以应对，而不需要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
责任报应以人是理性的、具有意志自由为前提，或者说，对行为人的处罚以行为人有责任为前提。不难看出，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表现为两种情况：（1）未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
这正是要求描述受处罚的一定的有害行为的各种条件的犯罪定义的理由。没收财产刑破坏了刑法的罪责自负原则，会株连犯罪人家属。[70] 总之，如果某个刑法条文所禁止的行为没有侵害或者威胁具有宪法根据的法益，那么，这个条文就缺乏宪法上的合理性，因而应当是无效的。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其次，不受侵犯当然是指不受非法的侵犯，反过来说，只有符合两方面的条件才能侵犯（干涉）：一方面是程序条件，第37条第2款与第3款都表明了这个含义。因为只有这样限制解释，才能避免违宪的嫌疑。
[52]同前注[29]，[德]弗劳德·玛塔·蒂姆文，第57页。第三，一个法条有两个不同的含义，在解释论上并不奇怪。
于是，国务院可以直接决定什么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例如，我国刑法第14条、第15条与第16条的规定明确否定了严格责任，但还是有学者认为，在醉酒的人犯罪、奸淫幼女、法律认识错误的犯罪中存在严格责任。
显然，本条没有第34条那样的但书规定。前者是指基于国家的任务在所有犯罪中作为核心要素所要求的法益概念，是基于保障国民自由的观念的前实定的概念，它前置于刑事立法或者说直接指向刑事立法者。[98]同前注[15]，[德]洛塔尔·库伦文。因此，如果某个行为严重侵害了法益，但没有被刑法规定为犯罪，那么，就不能以遵守宪法原则为由，直接将该行为以犯罪论处。
[110][德]Arthur Kaufmann：《转换期の刑法哲学》，上田健二监译，成文堂1993年版，第262～263页。（二）合宪性解释对宪法的意义 那么，刑法的合宪性解释对宪法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在本文看来，除了维护宪法的权威性与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外，至少还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意义。
或许有人认为，有的犯人既不改过自新也有犯罪能力，因而必须终身监禁。【中文关键词】 合宪性解释。
只有这样，才贯彻了法益保护原则。[28]那些对犯罪的定义模糊而不确定的刑法典，可以被当局用来给每一个批评者标上国家或宪法秩序的敌人的污名，并把他拘禁起来，因而这种刑法典是与法治背道而驰的，并将侵害法律的确定性和表达自由等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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